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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的西北角:常德会战(上)

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:2021-11-23 点击数:

  一九四三年六月,日军在华中刚刚结束鄂西会战(日方称为江南进击作战)。这一仗里,横山勇的十一军大肆破坏中国军队长江防御工事,打通了宜昌到武汉的水路通道,将困在宜昌的两万多吨运输船顺利带到武汉,缓解了运输船舶紧缺的问题,并重创国军第六战区兵力,算得上一次大胜。东京大本营十分振奋,决心在中国战场继续发动类似的进攻,消耗中国军队战斗力,策应日益吃紧的东南亚战场。

  从理论上讲,大本营的指令是有点鬼扯的,因为中国和东南亚相隔上千公里,又有大海夹在中间,无论如何达不成战术策应。但领导的命令就是一切,中国派遣军经过仔细分析,认为还是有策应的可能,主要原因是中美正在组建远征军,对缅甸的鬼子有严重威胁,所以只要发动几场大的战役、牵制中国主战场的兵力,就等于策应了东南亚战场。

  此时鬼子已经开始闹兵荒,到处都在抽调兵力去太平洋守岛,驻华日军兵力明显不足,能够选择的战场也不多。经过认真研究,派遣军找了三个可能的方向:一是让华北方面军打通平汉铁路,二是在华东大力肃清国共游击队,三是让华中十一军进攻六战区的常德。

  第一个方案提出来后,华北方面军的反应并不积极。冈村宁次表示,自己为了扫荡国共游击队,兵力已经十分紧张,暂时无法发动大的攻势,策应东南亚战场。

  第二个方案,由华东的十三军实施。十三军显得十分卖力,风风火火地对广德发动了进剿。但他没有抓住“忠义救国军”等游击纵队的主力,自然也达不到“策应东南亚战场”的效果,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

  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来说,作战计划没有完成,是很严重的事情;而更严重的是,随着飞行部队大量抽调到太平洋战场,中美联合空军又越来越强大,对手不仅敢在重庆打空战,还深入各大战区争抢制空权,搞陆空协同作战;甚至日本陆军航空兵驻华司令中薗盛孝中将也挨了黑枪,在九月九号去广州的航路上被打死了。

  眼见战局一天天恶化,畑俊六很是头痛。他并不喜欢盛气凌人的横山勇,可是三个计划里两个都不成功,能向大本营交差的,也就剩下华中的十一军了。

  在十一军如何影响东南亚战场的问题上,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,都是信心满满的。

  不久前的鄂西会战里,横山勇佯攻常德,中国方面第六战区反应失误,将江防军调往湖南南部,结果长江防线被乘虚而入,损失惨重。那时正在云南筹划远征军的陈诚就被召回,紧急坐镇六战区。所以东京和派遣军都相信,只要在六战区搞的动作够大,重庆方面不光会召回陈诚,说不定还能调回缅甸反攻的部队救急,彻底搅黄远征军。

  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为什么如此关心远征军问题呢?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。在抗战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它都影响了中国战场上的战略进程。

  远征军所处的战场,当年简称C(China) B(Burma) I (India),意思是中缅印战场。这个战场之所以重要,主要原因在于下面这张图(来源美国空军):

  这张图里,北面的黑线,就是美国向中国输送物资的驼峰航线。虽然看上去比较短,沿途却都是高原地带,不仅无法建设导航和搜救站点,而且遍布高山,极易坠机,只能用C-46/47型飞机飞行。中美空军付出了极惨重的损失,每月只能保证不到六千吨物资运往中国战场,效费比难以满足战争要求。

  对美国来说,想要向中国运输大宗军事物资,就必须启用南部航线。这条航线直线距离长一些,但是航路条件十分优越,可以使用C-54飞机执行任务。四引擎的C-54飞机虽然升限不如C-47那么高,载重量却比C-47大出许多,而且机体宽大,卡车、榴弹炮等重装备都能直接装进去。这条航线打通了,运输量立刻就能增到每月数万吨,可以起到战略上的效果。

  南部航线条件很好,鬼子也非常清楚,所以占领缅甸后,立刻在密支那等地修建了大型机场。如果不把这些机场拨掉,行动缓慢的运输机碰到日军战斗机,肯定是死路一条。因此想要接通美国的输血管,就必须进攻图中蓝线代表的滇缅公路—能不能打通这条公路是一回事,至少要占领密支那,把沿线日军机场全部扫掉,保障运输机的安全飞行。

  很明显,鬼子也明白这条航线的重要性。考虑到缅甸地方偏远,兵力投送成本极高,单纯把陆空部队派到东南亚丛林沼泽地带,跟美中联军打消耗战,是件十分费力的事情;因此在中国战场反复进攻,逼迫重庆调回兵力,就成为中国派遣军的重要任务。

  应该说,鬼子的情报系统是非常发达的。他们不仅弄到了鄂西会战之后,六战区紧急补充七万新兵的命令、以及各路部队调动编成的更新计划,甚至还搞到了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的消息。

  抛开其他立场分歧,史迪威同蒋介石在四三年夏秋之际,冲突主要集中在援华物资问题上。

  史迪威认为,只要有几个月工夫,集中陆空部队优势全力一击,就能拿下密支那,届时南部航线开通,每月数万吨军火物资源源不断送到昆明,中国战场形势必然为之改观。所以,应当把六千吨物资用在远征军昆明一线上,忍几个月赢来大胜利。

  蒋介石认为,现今中国战场已经到了困难极点,亟需各种支援,每月六千吨物资入不敷出,所以应当集中力量保障空军建设,最大程度地支援各个战区。

  史迪威和蒋介石都是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,他们的想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,而是有各自的利弊。中国战场有如一个纵横数千公里、涉及几百万军队的大锅,六千吨物资投进去,就象胡椒面撒进汤里那样,起不到多明显的作用。所以最见效的做法,当然是交给中美联合空军,只要相关战区有机场,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支援,最大程度地抵消日军的优势。

 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,中国战场的庞大消耗,早已超出了重庆大后方的供应保障能力,中国军队长期面临装备短缺的困境,早已出现枯萎溃败的征兆。所以,只有集中人力物力,把六千吨物资全部用于远征军方向,一举打通空中运输线,才能改善自己的战略困境。

  蒋介石和史迪威谁对谁错,其实并不重要;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存在不和,这种战略情报日本人竟然很快就知道了,还把相关任务派到了十一军头上,性质不是一般严重。

  派遣军司令部很明白,十一军要进攻的常德属于第六战区,帐面上有二十多万人马;南面是薛岳的第九战区,也有三十万大军。虽然这些部队都有自己的辖区要守,但是拉出几万机动兵力是不成问题的,想要顺利攻克常德、歼灭有生力量,就必须尽可能地多配兵力。畑俊六很快把主意打到了旁边的十三军身上。

  一直以来,派遣军司令部都认为,十三军兵力密度太大了,比起华北方面军等单位,有很大的空间可挖。四二年底的时候,已经从十三军一一六师团抽了一个联队去曼谷,现在横山勇要从六、九战区之间掏出常德,自然需要更多的兵力,所以决定,把整个一一六师团都交给十一军指挥。

  本来对这个决定,十三军也是服从的,算得上顾全华中战场大局。但是考虑到游击队活动频繁,十一军出征后,原有地区极可能被游击队渗透,万一端了老窝就不好了,因此希望除掉一一六师团,还得从十三军再抽一个支队出来,加强十一军防务。

  在四三年八月的时候,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个想法探过底。当时搞幕僚联络活动,十三军一位高级参谋不知喝高了还是怎么回事,顺口说当前形势大好,十三军除了一一六师团,再抽些部队也没关系。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当然是大喜过望,决定十三军在广德作战完毕后,立刻抽调四到五个大队组成一个支队,同一一六师团一道,调往武汉。

  九月十七号,十三军参谋长木下勇中将提出,本军处于三角地带,需要确保现在的安定局面,而且要防止情况发生变化,例如敌人可能在温州附近搞潜艇基地(?),或者有新建的机场需要摧毁等,必须保持足够的机动兵力,绝不可能抽出四五个大队来,最多再抽一个大队,已经是极限了。

  你们的人明明说了可以,怎么能反悔呢?何况理由这么奇葩。派遣军司令部十分恼火,但是松井总参谋长跟着若杉参谋(崇仁亲王)去上海出差了,木下趁机上蹿下跳,死活不让调十三军的兵。

  木下的固执,让派遣军很是为难,如果不能调他们,就只有打华北派遣军主意了。可是华北的冈村宁次刚刚抽出三十六师团支援南方战场,无论如何不好再开口,直接截留三十六师团的话,又会引发其他矛盾。于是派遣军决定,不管十三军意见如何,必须强行抽一个支队出来。

  区区一个军参谋长,自然拗不过派遣军的严令。九月二十一日,十三军被迫表示,可以抽出三个大队(三中队编制)组成的支队,转给十一军使用;至于那位敢顶撞领导的参谋长,也受到了清算:两个月后,木下中将收到调令,转去菲律宾搞防空作战了。

  我查了一下木下勇的生平,意外发现这位仁兄原来是十一军参谋长,四二年底才到十三军当参谋长,四三年六月升的中将。作为老部队出来的人,竟然对从前的单位一点感情也没有,称得上是条小白眼狼,畑俊六要收拾他,也不算冤。

  九月二十五日,十三军正式决定,抽调一一六师团又一个支队,支援十一军的常德会战。

  本来按照计划,十一军应该在十月中旬向常德发动进攻,十一月末结束。但是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,中国远征军的出击时间往后推了,于是大本营决定,常德牵制作战也要适当后延,配合缅甸战场的行动。

  当大小鬼子磨刀霍霍的时候,重庆的蒋介石也在忙成一片,他操心的事情,远比常德要大许多。

  一九四三年的六月,鄂西会战刚刚打完,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,提出想找个地方,把英国、苏联、中国领导人聚到一起开个会,协调下大家的关系。

  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举动。因为从局势上看,德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败退,但是实力仍然强劲;同盟各国的利益错综复杂,如果不及时划好势力范围、分配清楚战果,极可能出现某家私下媾和的情况,甚至几个国家相互玩无间道,最后便宜了那帮法西斯。想要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划地盘的重要工作,光靠电报是扯不清的,必须大家坐下来,面对面地谈判。

  如此重要而有面子的事情,蒋介石却不敢领情,因为他跟苏联的关系,实在有点复杂。

  抗战开始的头几年,中苏人民的友谊是比较万古长青的,那时国民政府需要苏联军援,苏联还派了空军直接参战。但是好景不长,一亿多美元军火陆续到货之后,随着德国的突然进攻,斯大林差点被赶出莫斯科喝西北风,再也不提下一步对华援助了,只想保持远东地区平安无事,好不断抽调军队去东线战场。面对罗斯福四分天下的建议,蒋介石实在不敢随便接招,只好表示可否请美国、苏联、英国领袖谈判,谈好了自己再来见罗斯福,商量剩下的事情。

  罗斯福的想法,是扶植中国成为世界级大国,好在亚洲安插一个大号的盟友,这是多少国家排着队都盼不来、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好事。可是蒋委员长底气实在不足,竟然谦虚地表示,只想在大国开完会后,私下表达一点意见,等于把送上门的机会推了出去。

  蒋介石不是胆小鬼,事实上,他是那个时代最为精明的枭雄之一。在罗斯福面前如此保守谨慎,是因为他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。

  美国并不是天生的雷锋,大力援助蒋委员长是有期望的,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地多打死鬼子、在东南沿线占据更多的机场,一方面配合对日本的战略轰炸,另一方面策应美军登陆,把日本困死在本土几个小岛上,战后则作为牵制苏联的棋子,顶在亚洲一线上。无奈中国军队实力有限,算得上是反法西斯水桶中最短的那块板,因此在面对罗斯福的邀请时,第一感觉不是大国雄起,而是小生意家面对大额投资贷款的犹豫,不得不仔细权衡收益风险,保证自己不在大浪里翻船。

  对蒋介石的犹豫,罗斯福心里很明白。他之所以推动中国的大国地位,并非道德崇高同情中国人民,而是大家都有数,这一场世界大战打完,几个战败国的势力范围肯定要清算瓜分,谁来分、怎么分就成了一门学问。如果按美、苏、英三家来算,苏联要占的份额肯定比较多;而如果按美、苏、英、中四国来分,至少日本强占中国的那一大片地盘苏联不好多插手,驻日本占领军也可以多一支中国盟军,而地球人都知道,那时的中国名义上是大国,其实就是跟随美国的小弟。

  从某种程度上讲,外交就是政治家们耍流氓的高级场所,而能参加国际会议的流氓,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。美国拚命挺中国,苏联自然心知肚明,于是拚命在里面做手脚,想把中国从财产分割大会里挤出去。斯大林明明很愿意搞这种活动,却硬是拿捏着不肯到场,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表示,他同日本签了互不侵犯条约,现在跟中国坐在一起开会,有点不合适。

  听到斯大叔如此“尊重”国际条约的表态,所有人都是哭笑不得。如果中国跟日本打仗就不能坐一起开会的话,英国和美国也跟日本打得一塌糊涂,为什么斯大林不光跟他们开会,还天天追着屁股要援助呢?

  别人可以不给面子,斯大林的面子是必须给的,因为他说的话不管真假,都有几百万凶猛擅战的苏军做信用保障,无论如何招惹不起;而大家也很明白斯大林的意思,并不是真的照顾日本感受,只是不愿意跟蒋介石平起平坐而已。但为了防止轴心国各个击破,提前搞好资产划分是必须的,最后只好研究出一个蹩脚的开会方法:先由美英中在开罗开会,达成协议后蒋介石回家,罗斯福、丘吉尔再赶到德黑兰,跟斯大林继续碰头,敲定具体条款。

  经过一番复杂细致的协调准备加扯皮,已经过去了快半年工夫。终于到十一月中,蒋介石收拾好行装,千里迢迢地赶到埃及,开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会议。

 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,有钱人的面子永远最大。罗斯福是二战的最大投资商,他的会也就开得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,完全是一次团结的大会、奋斗的大会,更是成功的大会。开罗会议的会员们回顾了大家既不渊远、将来也难流长的友谊,贯彻落实了三个开会代表的精神(美,英,中),热烈讨论了日本的下场和相关殖民地的结局,最后发表了《开罗宣言》。在这份痛快淋漓的公报中,美英中三国共同要求,日本必须归还从中国侵占的所有领土,包括台湾、东北和澎湖列岛,同意朝鲜独立,并剥夺日本从一八九五年来占领的所有地盘。

  敲定这份大礼,蒋介石终于确定,他打的是一场物超所值的抗战。六年来他耗干所有兵力,拚命吐血也不肯放手,无非是要求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,连东北都没有收复的希望,至于台湾根本想都不敢想;而随着罗斯福的大手一挥,他将跟随美国战车的后尘,顺手收复从清朝割让出去的领土,在几十年窝囊的中华民国史中横空出世,成为载入史册的民族英雄。更为重要的是,不仅美国和英国同意这样做,连斯大林也在第二天点了头,同意把台湾、东北归还给中国,这样最终胜利就是板上钉钉,只等日本战败投降!

  而当日本看到开罗宣言的时候,龟缩在皇宫里的裕仁终于明白,几十年的残杀侵略不是没有代价的,报应已经近在咫尺。除非他能跟希特勒打赢这场世界大战,否则就必须把掠夺的果实全吐出来,把扩大的版图重新缩回去,乖乖地举着双手向盟军称臣,而且还是无条件投降,一点谈判的余地都没有。

 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,中国派遣军下发命令,要求十一军在十一月上旬,对常德及附近地区发起进攻,目标是尽可能摧毁中国军队战力,策应缅甸的战事;完成任务后撤回原地(兵力不足无法占领),计划代号よ(yo)作战。

  常德所在湖南腹地是产米重地,号称第六战区的大粮仓,如果在这一带大打出手,不管最后有没有兵力占领常德,至少孙连仲的几十万大军要饿肚子是肯定的。而且从地图上看,再往南面是第九战区,薛岳在那里有三十万人,实在不好随便招惹;孙连仲既要守长江防线,又要守湖南粮仓,很容易顾此失彼,正好可以拿来再练一把手。

  几个月以前的鄂西会战,横山勇摆出打常德的架势,把长江防线打得稀烂;这次横山勇决定换一个方式,伪装进攻长江防线,然后转向常德,把六战区再度搅得天翻地覆。

  在常德方向,中国方面有过认真的作战预案,准备将日军主力吸引到沅江西岸地区,利用水网地形加以歼灭。

  我相信,国军在制订计划时,肯定对鬼子的习惯,分析过很多次,因为他们假定的进攻,就是鬼子一贯玩的尖兵突进、包抄迂回那一套。按照这个预案,横山勇如果派一到两个师团来犯,肯定会被拖在泥潭里进退不得,最后在优势兵力围攻下头破血流,甚至全军覆灭。当然,如果是十一军倾巢来犯,那就不是六战区能解决的事情了,需要军委会乃至最高统帅过问,各大战区一齐出动。

  六战区知道的事情,横山勇也知道,甚至做个估计,如果没有派遣军大力加强的话,十一军驻守之余能派出的部队,还真就不过一两个师团。但是有派遣军大力支持,他的实力显然不止于此,在经过加强后,十一军决定一改从前的风格,从三个方向多路推进、相互呼应,全面突破防线,不给对手任何取巧的机会。而经过努力,他的进攻部队已经远超出一两万人规模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战役集团:

  第三师团 包括三个步兵联队(各两个大队),炮兵两个大队,工兵三个中队,辎重兵两个中队,其他部队留守警备;

  十三师团 步兵五十三联队、一零四联队满编制,山炮十九联队主力部队(两个大队),工兵联队主力部队,步兵一一六联队长指挥一个大队,联队重火力部队。其余两个大队、山炮一个大队留守警备;

  一一六师团 步兵三个联队,野炮一一二联队第一大队由山炮大队临时充数。各步兵联队留一部警备;

  同以往不一样的是,横山勇专门下了命令,所有部队一律在夜间行军集结,防范中美联合空军侦察与轰炸,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。

  可以看得出来,为了支持横山勇的进攻,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真的是把家底都搜罗出来了。整个进攻部队番号包含六个师团、一个混成旅,连华北方面军的三十二师团都慷慨支援了两个大队;再加上第三飞行师团的一百多架飞机,算得上是全力以赴,对常德志在必得。

  由于先前的鄂西会战中,鬼子声南击北,六战区调出了江防军南下,结果险些震动重庆。因此在战后检讨里,大家都达成了共识,那就是没有百分百把握,绝不能调动北面的江防军,以保证陪都安全。根据这个原则,在通往四川的方向上,六战区布置了三十多个师,只要日本人敢再来,立刻可以进行夹击,一雪上半年之耻;而对非防御重点的南面包括石门、常德,只放了两个集团军、一共十二个师,如果发生什么情况,希望他们尽量凭自身力量击退来敌,不要麻烦战区总部。

  这个布局,等于误判了三分之二的兵力。但是对孙代司令来说,最为难的事情还不是长江或常德,而是人事。

  六战区司令本来是陈诚,部队也以土木系为主,只不过陈司令要组建远征军,所以才让他挑大梁。西北军出身的孙连仲,同土木系的郭忏参谋长一道,既要负责长江沿线的安全,又要保证湖南产粮基地的供应,端的是任重如山。而在横山勇磨刀霍霍的时候,土木系刚刚栽了一个大跟头,此刻地位十分微妙,实在不是打硬仗的好时机。

 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,陈诚的优点是做事认真,缺点是做事太过认真。奉命组建远征军的时候,他看到种种问题,尤其是云南物价飞涨,从湖南等地调来的部队经费不足,加上政治腐败、军纪废驰,同理想中的革命军队相差实在太远。因此接手工作之后,陈司令反复跟蒋介石谈的事情,不是如何远征,却是如何取消远征。

  领袖的想法是打通国际交通线、从美国取得装备援助;陈诚想的是收缩战线、加强自身建设,大力惩治贪污腐败,实现强军目标。从战略上讲,蒋介石要利用外部力量解决问题,陈诚却认为打铁必须靠自身硬,主张勤练内功。

  陈诚的愿望总地来说是好的,眼光也是独到的,但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。他没有搞清楚两点,一是领导永远比下属站得高、看得远,领导认为该从外部解决问题的时候,作为下属提提意见是可以的,老叨念自已的主张是不可以的,反复认为自已正确则是绝对不行的;二是他认为不主动整军肃贪,整个战线有可能全面崩溃、抗战就要彻底失败,实在太悲观了点。因为事实证明,虽然问题多多,中国最终还是撑住局面,挺到了抗战胜利。

  从上任的第一天起,陈诚就充满悲观情绪,说远征军困难太多,不可能打赢日本人。虽然史迪威和龙云都很给他面子,但国军内部派系十分复杂,第九集团军司令关麟征等人有何应钦撑腰,多次公开顶撞陈司令,让他心里无比失望。这时偏偏又闹出一件大事,把陈诚弄得灰头土脸,终于到了撑不下场面的地步。

  作为三大嫡系(陈诚、汤恩伯、胡宗南)中最清廉、最正直的代表,陈诚在年轻军官中威信极高,也很快聚集了一大批干劲十足的愤青。这帮人办事十分有冲劲,但想法也是异常激进,平时聚在一起高谈阔论,总是长吁短叹政府那帮高层天天腐败(这个是事实),把委员长的英明主张全部执行走了样。大家说的次数多了,就偷偷组织起来,成立了一个“青年军人将校团”,团长是远征军长官部作战科少将科长,王凤起。

  天天在茶馆里骂人混蛋是没有用的,那时大街上又没有日本车可砸,王科长和他的团员们为了实现抱负,决心一不做二不休,绑起蒋介石搞兵变,再把看不惯的官僚政客全部收拾掉,实现革命理想的真正大团结;甚至还制订了具体行动时间——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,正好是西安事变七周年。

  王凤起不知道,当他们高谈阔论、唾沫星子满天飞的时候,有人也在用冷森森的眼睛盯着他们。

  在国军三大嫡系里,胡宗南同军统的关系最好,有什么事大家都是私下解决;汤恩伯也相当懂做人,对特务们经常礼遇有加;唯有陈诚心高气傲,一副老子天下第二(蒋委员长第一)的架势,经常嘲笑胡宗南没什么才能(这个似乎是真的),汤恩伯天天只知道弄权,连何应钦都不过是个庸人,至于天天听墙脚打小报告的特务头子戴笠,当然更不是好人,只能算滥人。

  陈诚不搭理戴笠,戴笠自然也不客气,找着机会要摆他一道。陈司令不亲共、不贪污,普通罪名扳不倒他,王凤起的案子正好给了军统绝佳的机会。那帮愤青搞特务工作自然不是专业人士的对手,很快戴笠就弄到了他们的组织章程、计划纲领及行动日期,然后把证据直接交给了蒋介石:陈诚打算学张学良,搞兵变。

  收到消息的蒋介石大吃一惊,马上下令陈诚交出人来,给戴笠审讯。好在那帮年轻人虽然没脑子,却还讲义气,不管戴笠如何问话,就是不肯牵扯长官;委员长没有发话,军统也不敢随便动刑,只得把相关当事人全部关进大牢,一直到内战时才放出来。

  本来就没有信心,鼓不起一点干劲,关麟征、何应钦等人又在跟他顶牛;连军统也跳出来插一脚,把自已的作战科长抓走,还偏偏就是自己的问题。对陈诚本人来说,这个远征军司令是再也干不下去了,一片灰心之下,他向蒋介石递出了辞职信。

  虽然整封信是用普通公文纸写的,又是毛笔大字,十七页加起来没有多少,不过能在百忙之中写这么多字,足见委员长用心良苦。在这封少见的长信里,蒋介石怒斥陈诚骄横跋扈,说远征军的事情都是依着你的意思办,要什么给什么,居然现在还要闹情绪,态度比军阀还要傲慢,架子摆得这么大,难道要我给你三跪九拜不成?!

  自跟随蒋介石以来,陈诚还从没被如此严厉地骂过。作为嫡系老部下,他倒也有几分硬气,不仅不老老实实去干活赎罪,反而上书分辩,说自已是“忠诚直言,任劳任怨”,委员长习惯了“谄媚逢迎”,所以才对他发火,总而言之,我没错。

  心理压力太大,加上工作操劳,陈诚的身体本来就不好,这时更是一落千丈,终于导致胃病大发作,吐着血直接送进了医院,实在没有办法上班。蒋介石无可奈何,只好在四三年十一月下令,让卫立煌接替远征军工作。

  陈诚不是一个普通人,他是整个土木系的代表。他用这种方式失宠并倒下,就意味着整个土木系都成了没娘的孩子,没有委员长发话,别人对他们只会公事公办。在一个官僚环境里,拖着官腔扯皮耍赖式的公事公办,从来都不稀奇;而要命的是,陈诚有麻烦的时候,横山勇正好开始找麻烦。

  十一月一号,准备就绪的横山勇正式出击,他从北路砍出了第一刀,目标是六战区第十集团军。

  按照先前的战术规划,鬼子兵力已经吃紧,能骚扰六战区的不超过两万人,准备工作也是按这个数字进行的。可是第十集团军的司令王敬久显然是个明白人,一开打就发现不对劲:对面敌人的兵力虽然不清楚,可番号却有四个师团加一个旅团混杂在一起,实在不象两万人搞的小演习!

  第十集团军构筑了几条防线,防御核心是一个小镇子,名叫暖水街。这个镇子往西北通往渔阳关和江防工事,向南则能包抄常德,是孙连仲下过死命令要确保的地方。可王敬久也知道,按老孙头的安排,他阵地前面就不该有那么多鬼子。

  想一点地方都不丢是不现实的,硬要死守阵地,肯定人地两失。王敬久是正规训练过的中央军,又有在浙赣线打运动战的经历,经验极其丰富。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日军,他下令集团军所辖五个师全部放弃一线阵地,转入二线防御,不必死守。

  当北线开始绞成一团的时候,按照横山勇的时间表,中线鬼子在十一月三号也发动了进攻,目标是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。

  二十九集团军下辖两个军,分别是四十四、七十三军。这两个军都在鄂西会战里露过面,其表现分别为四十四军追击时损失惨重,而七十三军则被打得极为凄惨,是厂窑大屠杀的主要受害者之一。

  都是刚打败仗,都是重新整补,司令官居然也都姓王,可是两个集团军情况,那是相当的不一样。王敬久是中央军出身,属于黄埔一期人马,根正苗红;而王缵绪却是川军的弟兄,因为竞争四川省主席失败才出川抗日,水平觉悟都相当有限。二十九集团军里,四十四军属于川军老底子,七十三军却是湖南湘军,两个军出身不一样、背景不一样,连口音都不一样,当兵的互相讲起话来,得打手势才能明白;碰到困难时王司令更加不厚道,经常想着把七十三军拉上去堵枪口,四十四军躲到后面保存实力。

  无论如何,仗还是打响了,大批鬼子在炮火支援下,冲向二十九集团军的阵地。面对日军的凶猛进攻,湘军和川军还是值得表扬的,他们没有立刻崩溃,而是节节抵抗,退向二线阵地。

  几天后,第十集团军向孙连仲报告了一个好消息:他们打死了日本十三师团一个叫樱井的中佐参谋,这个中佐身上带着相关的进攻命令,甚至还有十三师团打完仗后,调往太平洋战场的材料。

  按照日本的说法,师团作战主任参谋樱井中佐,是在十一月八号,由于连日暴雨、部队联络困难,所以亲自去第三师团司令部联络,中途遇到敌军被玉碎的;十三师团发现死了这么重要的人物,立刻派出大批人马搜索,最后把樱井身上的文件全部找了回来。但是我很怀疑,鬼子在给领导打报告的时候,改动了相关的记录,因为就在十一月五号,孙连仲突然下了命令,长江沿线部队南下,江防军第十八军、八十六军十三师向第十集团军推进,第二十六、三十三集团军开始机动准备。

  从十一月一号到五号,在日军突然进攻下,孙连仲在保持了完整的战线和阵地,还大至判明了敌人的进攻方向;南面第七十四军则从九战区开往桃源,驻守常德的五十七师更是枕戈待旦,可以说是开局有利。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,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仍然是孤军奋战,始终没有得到实质增援,他们面前的日军却是越来越多,眼看就要突破防守极限了。

  图中最上方的是北面39D(三十九师团)。这个师团负责佯攻渔阳关方向,牵制江防军。由于没有直接进攻常德,很多地方对它都是一略而过,但在事实上,它在常德会战中的作用十分重要。由于有了这支部队的牵制,孙连仲的指挥可以说是“三心二意”,始终不能放心增援常德,战区集中了两个集团军的重兵,想要消灭或赶走它,却无法解除威胁。最后这个师团全身而退,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此时的39师团刚刚渡过松滋河,正在控制进攻节奏,保持跟主力的同步。

  三十九师团往下一点,就是横山勇经过大力加强的主力十三师团。这个师团兵分三路,分别是大坪部队、海福部队、伊藤部队,相互呼应攻击,遇到强敌迅速迂回包抄。横山勇对他们的期待,是以迅速而连续的攻势摧毁第十集团军,占领暖水街到王家厂一线(图中蓝色圈位置),一方面切断渔阳关的江防军增援路线,另一方面同三十九师团呼应,摆出北上架势,威逼江防军不敢南下。在王敬久的指挥下,十三师团被挡在西齐-邓家铺一线,第十集团军还保持着完整的战线和建制。这个师团的攻势受挫,其他部队也被迫跟着调整节奏。

  十三师团再往下,是主力第三师团。它同十三师团都参加过南京大屠杀,罪行累累。第三师团攻击面处于第十、二十九集团军接合部,11月5日攻到彭家厂。

  第三师团下面,是从十三军调来的一一六师团。这个师团在水网地区同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缠斗。

  最南面的是六十八师团。由于常德东面水网纵横,无法设置大兵团相互呼就,只有孤立的要点,对鬼子的汽艇、船舶机动很有利。横山勇组织了水面运输部队,打算让六十八师团越过湖泊,成为突击常德的奇兵。攻击开始的时候,这个师团的五十七、五十八旅团(主要兵力各约两个步兵大队)正包抄二十九集团军防守的安乡,再由户田联队(原属四十师团,调来加强六十八师团)向后包抄,打算一举围歼。结果各部进展都缓慢,一直到十一月六日才占领安乡,守军抵抗后发现敌情严重,从容撤走。

  北面的第十集团军退至二线后,刚在王家厂、暖水街、红庙重新构筑防线,立刻陷入重点攻击里,暂六师伤亡十分惨重。眼看局势危急,王敬久不得不再度改变战法,下令全军机动作战,分割成小块不断突击,同鬼子打运动仗。

  面对强敌压境,居然全军逆袭打运动战,一方面是情况实在危急,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,王敬久战术功底过硬,部下水平也够扎实,才能跟鬼子玩躲猫猫,硬是搞得横山勇在暖水街进退两难,始终没有办法占领这个小地方。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王敬久此时最需要的,是谁能看份上增援兄弟一把,蒋介石却发来电报,命令集团军立即“集中主力”,击破当面的日军,并把情况上报给他。

  他的五个师不过三万多人马,正面有三十九、十三师团,还有十三师团侧击,所有兵力已经散开,全靠超常的战术发挥牵制鬼子,连集团军司令部都遭遇过袭击,可谓是险象环生。毫不夸张地说,北线战场已经是千钧一发,随时可能崩溃。

  区区五个师兵力,能顶住鬼子已经不容易了,居然还要玩防守反击,实在是不知所云。孙连仲倒是个明白人,他告诉王敬久,你务必再坚持三天,只要坚持三天,我就有办法。

  比起蒋委员长的瞎指挥,孙司令显然更加靠谱些,但王敬久也没能高兴多久。因为孙长官明知他正面的鬼子数量有压倒优势,却没有派一兵一卒到前线支援,而是把六战区机动部队二十六、三十三集团军全部派到最北方,对日军三十九师团发动侧击。

  从孙子兵法上讲,孙连仲这一招应该叫围魏救赵。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,当年孙子他老人家能救得了赵,是因为手上的齐国军队对魏国有战斗力;而现今孙老头手上的国军,不管装备还是训练,跟对手都不在一个档次上,绕弯路强行发起进攻的效果,是相当值得怀疑的。

  二十六集团军是鄂军出身,三十三集团军则是张自忠的老部队,张自忠英勇战死了,冯治安还在,部队仍然是西北军的老底子。孙连仲只能拜托冯治安,最好他能象当年的张自忠那样,来个侧后翼包抄突破,把三十九师团打得溃不成军、逼十一军北转援救,然后再同第十集团军联手,把横山勇赶回武汉去。

  张自忠早已入土为安,他创造的奇迹有如流星划过夜空,光芒闪完就算到此为止,指望冯司令顶着炮火监督大刀队冲锋,实在有点为难。冯司令戎马生涯一辈子,从来都是中规中矩,说不出软话办不了硬事,既没有突出的业绩,也不犯离谱的错误,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,他是位福将。指望他奇兵突出,吸引几个师团的注意力,实在是找“对”了人。

  不给一线部队直接派援军,就是把第十、二十九集团军送到火坑里了。王敬久敢同优势日本人打野战(一般部队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),已经是阿弥陀佛加太上老君联合保佑,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却无论如何支持不下来。他的防区处于战场中部,到处水网纵横,需要大量分兵防守,鬼子抓住这个特点,不停地搞迂回包抄,顿时把战线拉成一团浆糊。

  早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,二十九集第四十四军一六二师,就在安乡同六十八师团干了一仗。鬼子用两个旅团正面进攻、一个联队包抄,没想到沿路都是湖泊地形,兵力施展不开,连包抄的户田联队也赶不到位置,直到十一月六日才占领安乡,守军发现情况不对,早已迅速撤走。

  对六十八师团的迟缓,我一度十分疑惑,因为六十八师团对这次进攻,是做过精心准备的。

  湖南内陆河川纵横,道路狭窄,守军又专门修了地形,到处只有河堤能通过,道路最宽不过五米,国军在路中央设下堡垒,彼此用机枪火力支援,可以有效防止鬼子搞迂回。对这种地形,增援六十八师团的四十师团户田联队很有经验,他们攻击堡垒群时,往往兵分两路,一路吸引对方注意,另一路则脱离火力掩护,向另一个堡垒后方发起急速突击,达成突破。六十八师团战前对此战法进行了深入学习,并在华容集结时还搞了推广训练,没想到在安乡试手,刚开始就碰了钉子。尤其是两个旅团之间的配合,怎么看怎么别扭。

  六十八师团的五十七步兵旅团长清水正雄,是陆士二十一期毕业生,直到四二年才升少将;五十八步兵旅团长太田贞昌比他晚两届,却在四零年就升到了少将。在高度重视资历的旧时代,两个人平时关系估计不会太好,因为在后面作战的时候,他们就一直相互别苗头。

  虽然安乡的守军头两天表现不错,但是王缵绪心里明白,他的二十九集团军,处境真的十分危急。

  由于第三师团、一一六师团多路进攻,他的四十四军十分吃紧。为了反击鬼子的迂回包抄,王司令只能见招拆招,跟着把防线往侧面拉伸,很快战线铺开几十里地,随时有漏,随时需要补漏,仗打得着实辛苦。眼看中线危在旦夕,湘军七十三军汪之斌很清楚,把部队拆开了去补漏,迟早要被各个击破,索性丢开防线,直接带着三个师杀入敌阵,同鬼子绞缠在一起。这种不要命的混战果然起到效果,硬生生把日军拖在原地,不能前进一步。

  最高领导估计错误,直接领导不给增援,两位王司令在常德北线和中线一个打运动战,一个打胶着战,居然硬生生顶了十天之久,让横山勇前进不得,实在是难能可贵。不过情况很明显,只要孙司令不能及时送来援军,前线迟早要出大问题,战局的关键,在谁的反应更快。

  从一号打到十二号,十一军象掉在胶水里一样,走不脱也进不去。横山勇的计划本来是打下暖水街、吓唬江防军不敢南下增援,趁机向下突击常德,同南路的“奇兵”六十八师团会合。可王敬久竟然是属膏药的,甩又甩不掉、打又打不死,时不时还要搞个逆袭,十分影响鬼子官兵的情绪。如果不想点新招,等六战区的增援赶过来,这次攻势就黄了。

  打自进攻开始,横山勇一直非常注意节奏,第三、十师团两路日军保持同步,动作不紧不慢,防止孙连仲猜到他的目标;否则第十、二十九集团军再怎样勇猛,也不可能顶住十天之久。现在一切都还在掌握中,只有暖水街一带的第十集团军一直打游击,死活拿不下来,在手下纷纷建议添兵进攻的时候,他却摇了摇头,在地图上画出另一道弧线。

  对十一军来说,暖水街并不是核心目标,它只是一个依托,用来威胁江防军、支持大部队南下常德。既然不是真的要北上,拿不拿下这个小镇其实不要紧,只要国军不能利用暖水街反攻,就算目的达成。因此横山勇决定,北路部队抓紧时间迅速转向,暖水街方面不跟王敬久纠结了,留两个联队构筑阵地,其余主力绕过阵地南下,直扑石门、包抄常德。

  横山勇的战术机动实在是漂亮,因为比起他来,孙连仲又迟钝了一步。日军在暖水街停止进攻之后,孙司令没有及时反应,只是庆幸江防军解除了威胁;六战区没有抓住时机反击增援,反而命令第十集团军就地休整、巩固江防军侧翼,一幅等着过年的架势。

  当北路鬼子全力南下的时候,中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二十九集团军节节败退,很快七十三军军长汪之斌收到命令,让他带队去后方的石门,那里有预先建好的国防工事,可以就地防御。

  对上级的命令,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是有想法的。他的四十四军处境也不好,损失也很大,凭什么让七十三军跑到后方当二线,让川军弟兄们顶在一线的澧水上?

  但是生气归生气,军令仍然要执行,于是川军们只能悻悻地呆在前线,看着湘军兴高采烈地撤到后方。满心不痛快的王缵绪不知道,他的部队没有后撤,实在是万幸中的万幸,因为七十三军接到命令时,他们的一只脚已经陷进了鬼门关。

  好点的国防工事有钢筋、有水泥,还有伪装和交叉火力点,国军情况比较差,通常也要搞个砖砌的地堡,上面铺几块木头。可战略要地石门的国防工事,只是一条随便挖的散兵壕,既没有躲避炮火的地方,也没有隐蔽火力点,纯粹就是豆腐渣工程!

  虽然民国流行贪污,但贪到一线工事上,那就是要亲命了。倒霉的汪之斌刚刚赶到地方,就碰上北路鬼子绕过暖水街南下,正好跟他对撞在一起;更要命的是他前方的王缵绪闹起了情绪,竟然一声招呼都不打,把四十四军撤出了阵地,留下他一个残军,孤零零地守石门。

  石门是湘西防务的中枢、日军进攻的重点,汪之斌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,骤然间陷到了死地中。北路鬼子拚命要打他,中路的日军也抓住机会,立刻兵分两路,一路南下常德、一路分兵接应北路部队,准备在石门来个小会师,然后包抄常德后路。

  汪之斌手头上只有一个被打残的军,他的北面、东面是两个主力师团,而军委会的任务,是依托豆腐渣工程,守住石门。很明显,任务是完不成的,石门也是早晚守不住的,一切只在于他能坚持多久、能否等到援兵。

  横山勇转向的时候,是十一月十二号,汪之斌遭到夹击,是十一月十三号。仅仅一天时间,六战区形势急转直下,眼看就要被各个击破,成为鬼子横行的修罗场。

  应该说蒋委员长还是有点头脑的。此时他马上要去埃及见罗斯福,百忙之中还不忘作战指挥,指示孙连仲马上把部队集中到慈利一线,准备决战。可是孙连仲反应着实迟钝,面对突然出现的变化,他并没有及时安排对策,甚至连第十集团军也没有给一点增援,更不要说南面的慈利了。

  孙连仲不肯动作,因为六战区一提到半年前,日军攻破北面长江防线时的险情,大家就全部头痛。所以他坚持认为,长江防线实在太敏感,不能轻易调动江防军,再搞一次历史回放。

  战区司令如此不够意思,中线的王缵绪自然也不会够意思,眼看自己要面对前后夹击,索性带着四十四军逃出了澧水,把阵地全部扔给横山勇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当鬼子兴高采烈地穿过战线后,石门的七十三军立刻落入了包围中,如果要突围,路上横着一条澧水河,而河的对岸,悄无声息地布满了日军。

  仗打到这个时候,不光六战区司令部惊慌失措,连军委会也是乱成一团,个个知道要出大事,却没有任何人能做主,谁都不敢趟这汪浑水。最后是军令部次长刘斐一咬牙,眼看七十三军要全军覆没,他站出来充了一把好汉,违反指挥原则越过了孙连仲,直接给王缵绪发电报,允许汪之斌立刻突围至慈利。

  由于在几年后那场内战里,刘斐充当了共谍的角色,不少人对他在抗战中的表现也是大加抹黑,恨不得把他同汪精卫之类人物并列。但实事求是地说,刘斐的本意,是不想看着七十三军白白被歼灭;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汪之斌无论撤不撤,七十三军都不会有救,因为应该守在前面的四十四军已经溜之大吉,鬼子从三个方向上,封住了所有退路。

  十一月十四号晚上,汪之斌率领七十三军从石门开始撤退。按照计划,四十四军还守在澧水,他们只要趁着夜色渡过大河,就能顺利突出重围、南下慈利。然而涉水半渡的湘军们没有想到,河对岸突然响起密集的枪炮声,鬼子早就布好了阵地,正在岸边象打靶一样消灭每一个移动目标;加上正面的日军跟着发起进攻,措手不及的七十三军顿时大乱,在交叉火力下伤亡惨重,尤其是负责殿后的暂五师,几乎全军覆没,师长彭士量也战死在一线。

  在漫长的抗战历史中,有不少师长军长战死,特别点出暂五师师长彭士量,是因为他的师比较特别。

  暂五师最先在国军序列里露脸,是郭汝瑰当师长的时候。这个师本来是湖南保安部队改编的,不少人自已就是土匪出身,全“师”缺额严重。郭汝瑰上任后兢兢业业,狠抓训练风纪,不肯贪污一分钱,硬是把一个土匪师变成了主力师,还在长沙会战中立下汗马功劳。

  以郭汝瑰的能力,当一个师长显然是屈才了,很快他就获得高升,成为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,为蒋介石解决战略问题。而暂五师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重新堕落,失去郭师长之后,他们重新迎来了新的领导:彭士量。

  作为黄埔四期毕业的老资格,彭士量早在三二年就进了中央陆大深造,是根正苗红的嫡系人物。他在抗战中表现极为勇猛,先后多次立下战功,并且和郭汝瑰一样不贪污、不捞钱。以他的资历,本来是不用去一线当师长的,可却在高升的时候主动要求上前线,挑起了暂五师的大梁。七十三军奉命守石门,他就写下遗嘱死守阵地,七十三军奉命撤退,他又主动承担起殿后重任,希望能用生命为主力争取撤退的时间。

  虽然暂五师作战很勇猛,但七十三军仍然还是在交叉攻击下覆灭了。从火网冲出来的汪之斌拚命收容散兵,最终只收容到十六个步兵连、一个机枪连,其他人马都在横山勇的攻击下损失殆尽;鬼子十三师团甚至派出了汉奸队,在毛家山吹响集合喇叭,骗散兵前来集合,随后一举消灭。

  鬼子一贯喜欢浮夸战绩,但对这个数字,我认为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,因为,七十三军确实在石门损失殆尽了。只是步枪的缴获数量偏低,有点不合常理,极可能是鬼子同随行的汉奸伪军们达成了协议,让他们取走步枪作为奖赏。因为十三师团和三师团随后接连进攻,没有时间清剿石门的败兵,而汪之斌收容到的部队极其有限,中间差的人去哪了,很可能就是那些汉奸队在使坏。

  蒋介石也对石门之战恼怒不已,后来索性把汪之斌一撸到底,赶回老家去种田。新任军长知道他冤枉,派人带了巨款去安慰他,他却只说了一句话:报国无门,要钱何用!

  必须要说明的是,虽然七十三军伤亡很悲惨,他们都是奉上级军令打仗的,后来还依靠十几个残连向横山勇努力进攻,一直坚持到战役结束。汪之斌虽然是湖南小个子,精力却特别充沛,善鼓动讲话,深得军心,每逢会战,部将肯替之生死,石门之败,非战之过。

  四十四军跑路,七十三军覆没,孙连仲顿时面临着巨大的难题,是如何派人截击横山勇,保卫常德城。

  前面说过,六战区有三十多个师守在长江防线,只有十二个师部署在湖南南部的二线阵地,其中北线第十集团军有五个师,中线第二十九集团军有七个师,南线的七十四军,平时并不归六战区指挥。

  第十、二十九集团军都在鄂西会战里吃过大亏,把他们放到湖南南部的次要阵地、去产米区休整练兵,本意是对他们的爱护。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就会发现,孙司令在一线只摆了两个集团军,后方没有留任何预备队,也没有给任何增援。按照孙老头的说法,鬼子机动兵力最多两万人,正好凑两个乙等师团,以国军的战斗力,一个集团军能对抗一个师团,所以南面有两位王司令在,肯定万无一失。

  虽然七十三军打得很英勇,但战败就是战败,从石门失陷的那一刻起,横山勇已经拿到了常德的通行证。十一军前进的大路通行无阻,胜利的号角已经快要吹响,接下来仿佛只是时间问题。

  最北面39师团依然执行牵制任务,把握节奏向前进攻,既不能孤军深入,又要威胁渔阳关。11月15日,它们到达仁和平北面,同孙连仲派出的援军第18军先头部队遭遇,39师团立刻集中安藤部队(步兵232联队第2大队主力)、吉武部队(步兵233联队主力)一部,连同古贺支队(13军约两个混成大队)共同击退之,随后同三十三集团军八十六军第十三师反复拉锯。由于十八军在鄂西会战损失很大,此刻尚未恢复元气,三十九师团对它的评价是“战力贫弱”。很明显,没有一个集团军以上的增援,王敬久是无法在暖水街达成突破的。

  13师团已经占领暖水街,一路向西冲到太平街、子良坪,但是始终无法消灭王敬久,于是在构垒防守后,主力大举南下,从西北侧包抄石门;同时第3师团从王家厂西侧集结后,也扑向石门;116师团从澧水向西进攻,一路人马分兵临澧。

  理想的战场情况,是七十三军和四十四军紧守澧水北岸,为南线前来救援的王耀武争取时间,同时孙连仲给王敬久派一个集团军援兵,加强北线的侧击。这样横山勇南下受挫,北面后勤又面临切断危险,大军在湖泊山地进退两难,多半会师老无功。但是这就意味着,整个二十九集团军要在十一军三个师团及配属部队夹击下,承受全军覆灭的代价。面对这样的态势,王缵绪带着四十四军直接渡过澧水,躲过了第三、一一六师团的夹击,虽然在对岸受到追击损失惨重,却逃脱了被围歼的命运;而此举的代价,是七十三军迅速灰飞烟灭,王耀武在慈利立足不稳被击退,通往常德的通道门户洞开,整个战役再也无法收拾。

  对于常德会战前期发生的一切,大都是这样评论的:横山勇很凶恶,王缵绪很狡猾,而孙连仲很迟钝。老实巴交的孙老汉猜不到鬼子的花花肠子,军委会作战指导又缺乏魄力,所以这一仗没打好。总之,不是国军无能,而是日军太狡猾。

  我最开始也相信这种说法,直到后来对着地图仔细琢磨,才发现里面有很大的问题:横山勇确实蛮勇,军委会也实在疲萎,但要说孙连仲廉颇老矣,却未必是真的。孙司令打仗向来风行虎掠,早在西北军的时候就威名赫赫,明知日军作战序列和番号,却坚持反应迟钝,里面多半有文章。

  几个月前,在鄂西会战的时候,孙连仲曾经想确保长江防线,结果蒋介石把他的兵调到常德,直接导致江防要塞被攻破;如果不是横山勇兵力不足的话,鬼子一路直攻重庆,保不齐就能把国民政府一网打尽。所以在随后的部署里,六战区严格贯彻了一个原则,就是务必保证长江防线的安全,不惜代价。

  当王敬久、王缵绪在南面布防的时候,他们不知道,六战区给出的预案,其实就是最终方案:敌军在两万以内,你们自己解决;敌军超出两万,保证江防要塞为先!

  这是绝不会形诸于文字的规则,用现在的话讲,应该叫潜规则。孙连仲派两个集团军进攻最北面的三十九师团,并不是围魏救赵,而是消除对江防军的威胁;只有百分百保证北线的安全后,江防军才会抽调南下,援救常德。在此之前,援军不会越过暖水街一步。

  当然了,这样的打法,也就意味着,一旦横山勇全力进攻常德,十、二十九集团军将面临灭顶之灾。但是身为军人,奋战到最后一刻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,既然踏进了这个大杀局里,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

  事情还不止这样简单。六战区坐拥四十个师、二十多万大军,却打算在敌军攻击南线时坐不援救,听任两个集团军覆灭、产粮基地抢掠一空,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明说的。否则不光是王敬久和王缵绪军心不稳,政治上也说不过去,湖南老百姓会丧失信心,甚至倒向鬼子一边。所以一旦南线有失,军委会必然要抓几只替罪羊,作为丧师失粮的借口。

  类似的设想,绝不是凭空诬蔑。事实上,蒋介石和孙连仲,以及军委会全体成员,都是多年征战的军事家,绝不可能拿到敌军计划、反复确认番号后,反应还如此迟钝。而在打完仗后,损失惨重的汪之斌固然被撤了职(王缵绪是川军背景,二十九集团军抗战爆发时六万六千余人,中间补兵四万五千,抗战结束剩不到两万,事关四川后方又屡次付出重大牺牲,不能随便处分),连奋战到底、表现突出的王敬久也挨了批评,军委会硬是说他不该及时出击、攻破暖水街之敌,从而导致渔洋关的援军无法南下,对战局不利负有重要责任。

  第十集团军的表现,应该是十分合格的。但是产粮区被蹂躏、后勤发生困难,以及无数平民陷入敌人铁蹄之下,光拿一个湘军军长出来顶罪,显然说不过去,所以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必须跟着打板子,才能一碗水端平。虽然王司令没有受什么处分,但是对他的批评,却黑纸白字记到了文件里,等于在史书上永远扣了一口大黑锅。

  很明显,蒋介石对这一切,心里十分有数,只要看他发的电报就明白。石门危急,鬼子将攻慈利而取常德,他看得清清楚楚;但是在他发的电报里,只是含混地说要增援慈利,却不肯明确指示江防军立刻南下,故意逃避了关键点;而孙连仲也是心领神会,继续让江防军跟三十九师团在北面胶着,听任常德城陷入危急,只调了南面七十四军两个师及九战区的一零零军,命令他们赶到慈利一线堵漏。

  这样做的后果,是常德城固然陷入重围,但将来评定责任的时候,没有人会指责蒋介石;反而都认为蒋公高瞻远瞩,只是孙连仲魄力有限,不敢调出江防军,这才导致战局危急。当然了,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,孙连仲懂得默默地承担下一切,作为对领袖声名的支持。

  王敬久和横山勇都不知道这条潜规则。但是,横山勇的战术素养不是吹的,他第一时间发现,国军对南线战事反应迟钝,于是只留少数兵力在暖水街一线固守,其余人马转道南向,直扑常德。

  一切都按照最坏的情况发生了。横山勇没有北上长江防线,但三十九师团在附近,让人吞不下又吐不出;孙连仲不敢南调江防军,只好听任南线门户大开,常德顿时陷入四路夹击中。此时能够指望的,只有最后一支部队,王耀武的七十四军。

  王耀武的军事才能,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:网上吹嘘张灵甫的神段子,很多都是王耀武的战功。

  七十四军是四大攻击军之一,也就是蒋介石亲自组建的战略预备军,平时不负责具体地段的防守,专用于关键战场投入攻击,属于不折不扣的救火队。有这个军在常德,再加上九战区的一零零军策应,相当于布置了一个加强的集团军。可是问题在于,如果单纯守常德,七十四军的五十七师镇守城区、其余两个师在周边策应,确实是极好的布置;现在因为西面连连失利,不得不把王耀武的主力调出,赶去慈利救火。

  石门失守、彭士量战死的时候,是十一月十五日。三天后,横山勇第三、十三师团大举南下,准备合围常德,蒋介石却离开了重庆,前往开罗参加开罗会议。

 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,开罗会议的重要性,都比常德会战要大。但是委员长这一走,孙连仲顿时感到雪上加霜,因为这就意味着,名义上负责全国军事的军委会,要开始颠三倒四了。

 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事情,并不是孙连仲的级别高到没人领导的地步;恰恰相反,他的情况是领导太多,哪一个级别都比他高,可是全都有心无力,谁也帮不上他的忙。

  按照现代军队理念,应该要有一个总参谋部之类的机构指挥军队,可是军委会却没有这种部门,只有一个军令部和委员长侍从室。军委会的光杆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上将,何总长管的却是军政部,不负责军令部;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倒是负责具体参谋部业务,身份偏偏是军委会普通成员,没有发号施令的资格;有实权的副参谋长白崇禧不是中央嫡系,主要工作是桂林行营主任,平时主管桂系相关的事情,轻易不干涉总部的业务。总之,号称集体负责的军委会,其实是集体不负责,没事都在上班,有事全管不着。

  如此天才的人事安排,自然不是偶然事件,而是精心设计的权力平衡。在这种安排下,总司令想找个跑腿的毫不困难,并且只要侍从室不发手令,军委会就没有人能做主,充分体现了分权制衡、居中控制的政治原则--当然,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,就是委员长不在的时候,不能干活。